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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论是否被贴上具体行政行为之标签，单方行为作为行政机关最为基本、最为常用的行为方式，始终在行政法学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58]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8页。[35] 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8－80页。

实证研究显示，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宪法上言论自由条款已进行了初步的解释与运用，并形成了某些既定模式[53]。间接宪法适用的过程实质上是对法律规范进行合宪性解释的过程。如果遵守性宪法援用和适用性宪法援用的划分能够成立，其可谓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之绝妙之笔。无论是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还是肯定说，第131条均被定位于司法裁判依据条款。概念界定偏差的根源在于宪法解释。

宪法适用被定义为：适格的宪法关系主体在宪定职权范围内，依照宪法或法律规定的程序直接应用宪法的原则、规则或者概念处理各种具体事务或具体纠纷的活动。反之，该法律条文就没有被适用。政府或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

[6]在规范性指引之下，宪法的效力必须仰赖法院或准司法机构来实现，这也成为司法审查制度的核心逻辑。本文提出以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来探究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动机，并不意味着宪法工程就排除了集体行为、阶级、社会团体、政党等研究对象，也不否认整体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的价值。站在民主宪法的角度，宪法首先是国家的组织法，通过宪法设计民主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结构，所输入的是人民建立国家和政府的根本意志。释义学无力回应民主制度的建构性功能与宪法发挥效力的全部过程。

这种效力固然是宪法秩序的重要基础，是宪法权威的重要保证，但并不能说明宪法的全部效力形式和形成宪法秩序的全部过程，因为它无法涵盖宪法在制度设计和过程控制中的作用，宪法工程正是在这个层面加以运用。[45]这个概念的实质范围大于宪法解释学。

如萨托利所说，宪法的最基本内容就是提供国家的基本架构。所有的宪法都要完成组织国家（政府）的任务，所有的宪法都必须对权力配置的制度选择做出规定——权力的区分作为基本原理就是体现。[47]前注[7]，张千帆书，第39页。[33] 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原则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个人构成了人之科学中分析的终极单位。

[36]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行为假定，宪法对政治活动参与者的直接作用方式，首先是引导，然后是激励，后者也是宪法工程理论最为复杂的部分。人权保障的目标和任务往往也是立基于宪法组织民主并巩固民主之后。它不强调宪法作为需要进行演绎推理的规范体系，而是分析其作为规则和程序的引导功能，以及作为动力机制的激励功能。事实上，政治宪法的存在意义是明确的，只不过它应该走向实践，才能进一步发挥影响。

民主的宪法化也就意味着制度化，制度化的民主因此具有了规范性，这就转换为宪法是法律的命题。根据这项原则，所有的社会现象在不考虑有目的行动者个人的计划和决策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理解的。

[4]在结成政治统一体、制定宪法之后，集合起来的人民回归到个体的臣民的位置，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民主的诉求。这个过程显然主要是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始终把问题与效果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基础。

[43]三、宪法工程沟通规范与现实将宪法工程的概念引入宪法学将会引起宪法学方法论的争议。[53]Giovanni Satoria ,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97, p.200.[54]Giovanni Satoria ,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97, p.201. 李少文，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副教授。（一）宪法工程的任务与使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和高级法。[36]同前注[7]，张千帆书，第43页。因此，宪法工程就成了沟通规范与现实、宪法与政治的桥梁。宪法工程既呼应价值塑造，又采用科学理路进行民主制度设计。

[37]Supra Note [19],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38]《国语·晋语（九）》。汉密尔顿问道：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28]答案是显然的。

[5]民主逻辑揭示了宪法的政治法属性，是宪法核心目标和功能的直接体现。反思这些制度性问题也是中国的需要，甚至可以说，宪法工程不只是未来学，而是当下理解中国宪法品格、廓清宪法制度内容、思考宪法效力实现模式的基础。

马克思·韦伯被认为是最早使用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学者之一（有人认为他是同米塞斯同时发明此概念的人），哈耶克、波普尔等则是坚持并深化了个体主义方法论。传统宪法学尤其是司法中心主义的释义学，在观察宪法效力与功能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政治活动参与者，试图让宪法转变为静态的、乃至价值固定的规范体系。

政治现象的基本观点是：政治现象是人的行动构成，或者说根源于人的行动。这些来自外部的视角充分说明实现宪法效力，不仅依赖司法中心主义的评价、校正和制裁（追究违宪责任）行为，也要发现宪法对民主的控制。在围绕主权——制宪权建构理论体系之后，对政治宪法的研究需要回归探究宪法规则的逻辑与结构，运用民主制度解决具体问题，思考如何控制民主。[25]宪法工程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民主价值如何输入宪法并且如何制度化，它与制度设计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宪法工程展开与实践的重要面向。

[21]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和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5期。从实践的角度看，政治领域的改革必然是慎重且现实的。

[44]当下我们通称的规范宪法学实际上是将规范宪法学和诠释宪法学的内容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融合。[3]宪法制度作为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从来没有被质疑过，但我们对制度的讨论往往是程式化的，那就是对宪法制度进行横向描述，而不深入到制度的内在逻辑及其本质特性，认为这些问题不应该是宪法学的任务。

而且，制度能够教育人，使人成为有知识的公民，从而促进一种大多数人都尊重制度的社会形态。何种民主？如何实现？这是宪法工程的任务。

[29]制度运转依赖政治活动参与者。他们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另一方面，还须记住政治机器并不自行运转。[13]需要自我限缩的宪法释义学，对于民主制度的建构性功能，对于国家组织法发挥效力的理论化路径，都没有很好地加以解答，毋庸进一步提问宪法和民主的关系是什么。因此，民主宪法相对于君主宪法、专制宪法均有其落点，关键是它如何落实民主。

[9]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宪法内涵的民主逻辑决定了宪法的政治法属性和政治问题面向，宪法制度化民主、实现民主、控制民主、乃至民主反作用于宪法发展，都需要引入政治活动参与者，后者正是宪法效力的动力源头。

参见王叔文：《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载《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46]参见前注[3]，林来梵书，前言第8页。

回归探究民主的模式/类型，设定更为精细的目标（例如稳定且有活力的民主），意味着规则通向价值的入口必须打开。政治活动的两大主体——政客和选民，或者说是组成政府的统治者和臣民（分散的主权者）都是这样的理性人。